近日，卢沙野大使与一些加拿大朋友交流，谈及对中国发展和中加关系的看法。现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加拿大朋友：您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卢大使：近年来中国的最大变化恐怕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也就是说中国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清洁发展。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总体有所放缓，但发展质量更高，可持续动力更强了。通过不断发掘新动能，培育新产业和新业态，经济在保持增长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大为减小。去年，中国主要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而中国GDP的增速达到6.9%，比2016年还要高。我去年12月初回国陪同特鲁多总理访华并述职休假，一直待到今年1月中旬才回渥太华。在这40多天里，北京的空气质量和渥太华今天的空气质量一样优良，只有4天出现雾霾。这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最直观表现。这种发展观念的转变在中国全社会中已形成广泛共识。

　　我发现当前加社会各界，包括媒体、智库、工商界都在讨论加对华政策，人们普遍在思考，加应如何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中国。我想了解，中国在加对外关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加朋友：去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发表重要讲话时我正在现场，习主席传递出中国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强烈信号，令人印象深刻，中方在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方面的努力和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加不仅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在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也有很多共识。

　　卢大使：所以加驻华大使麦家廉说，与美国相比，加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与中方更接近。但他的这番表态受到加媒体的批评。

　　加朋友：我一直在观察加中关系发展，总体感觉两国合作还有很多潜力未被挖掘。当前加舆论对加中关系的讨论，很多也是停留在表面，未进行深层次、战略性的思考。同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一样，加发展对华关系的根本出发点还是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加有哪些领域或者优势是中方所特别看重的呢？

　　卢大使：加是一个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尽管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很快，但我们的底子薄、基础差，目前经济建设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中。在城市规划、基础社施建设、生态环保、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河湖保护等方面，加方有许多先进经验和优势。比如，加方在首都渥太华的规划方面从一开始就坚持不发展工业的理念，将其定位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这很值得中国学习。目前中国正开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工作，就是把北京作为首都过度承载的产业发展功能转移出去，以改善北京城市发展的环境。另外，尽管加拿大的一些基础设施看似老旧，但设计合理，至今还发挥着很好的功能。

　　加朋友：我去过中国很多次。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住在上海的一家宾馆，看到黄浦江对岸的浦东还是一片荒芜，现如今那里已成为中国最发达的投资热土之一。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世界震惊。

　　卢大使：除了中国速度，现在我们更注重中国质量。中国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消费品的质量越来越看重，这对加而言是巨大机遇。有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已接近美国，今年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对世界而言，中国过去是“世界工厂”，现如今已成为“世界市场”，加企业只要产品适销对路，都可以在中国的大市场中寻找到无限商机。中国坚持发展开放型经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今年11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找到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轨迹。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作为中国当时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在1957年创办了出口商品交易会，希望扩大中国向海外的产品出口。改革开放后，中国在90年代初将原来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升级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年，我们则将在上海举办为外方搭建平合的国际进口博览会。

　　此外，中国在服务业、金融领域的开放力度也是越来越大，今年还会出台许多具体举措。在吸收外资方面，我们采取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初期单子可能还比较长，但今后会越来越短。现在一些西方企业抱怨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了，其实不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差了，而是中国现在对外资和本土资本采取了一视同仁的作法。改革开放最初30年，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在土地使用、税收减免等方面为外国企业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对中国本土企业而言，这其实是一种不公平竞争。现在，我们逐步减少对外国企业的优惠，对它们采取与本土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尽管美欧一些企业抱怨在中国生意难做，但他们不会离开，因为中国市场仍有利可图。去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约1300亿美元，仍是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外资吸收国。

　　加朋友：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加拿大和加中关系的？

　　卢大使：中国民众对加有很好印象，对特鲁多总理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也有好感。这很大程度是受历史因素影响，因为当年老特鲁多总理力排外界干扰，以强大的政治勇气和长远眼光作出与中国建交的历史性决定，自1970年建交以来，中加关系取得长足发展的时候也多在自由党执政期间，比如克雷蒂安总理执政时期被誉为中加关系的“黄金十年”。现在的特鲁多自由党政府正是在过去十年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中加关系陷入低谷后上台的，因此中国民众对中加关系取得新的大发展抱有很高期待。当然，现在的国际形势与过去不一样了，加国内的政治生态也在发生变化，但关键还是中国与40多年前不一样了。过去中国是弱国，而加属于七国集团发达国家阵营，加看待对华关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加对华开展合作、提供援助更多是出于“同情”。现在，随着中国的发展崛起，加方过去的优越感消失了，甚至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对加而言是一种挑战和威胁。

　　加朋友：的确存在一些制约加中关系发展的政治障碍，但我认为加对中国的最大关切不是认为中国发展构成挑战和威胁，而是两国的价值观不同，加民众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国有企业等存在担心。

　　卢大使：实际上，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所谓加民众不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是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存在关切，说到底还是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都与加不同的国家。加就从来不会担心美国、英国、法国的发展对其构成威胁。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看，无论中国是在强大还是贫弱时期，都从未对外界构成过任何威胁，而都是受到外来入侵和威胁。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为这些不同就把对方视为威胁，更何况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好坏的评判标准是什么？用谁的标准来评判？用西方标准来评判就会认为西方的东西是好的，中国的是坏的。但要是拿中国标准来评判呢？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西方国家视为中国的威胁呢？事实上我们没有。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只要符合本国国情就是合理的，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因此关键是看问题的出发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完全一样，有君主制也有共和制，有议会制也有总统制，这些都是国家治理的不同形式而已。民主政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也会有不同表现，不能说只有自己的才是民主，而别人跟我不一样就都不是民主。

　　加朋友：我同意大使所说的。加方现在最关注的，是如何在一个复杂变化的世界中，与中国发展一种新的关系，进一步提升我们两国的伙伴关系和友谊水平。

　　卢大使：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理性地看待中国，把中国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把中国视为伙伴而非对手。这就需要加方跳出原有的固定思维。

　　加朋友：大使认为加方应采取哪些举措来推进加中关系发展呢?

　　卢大使：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准确定位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以及中国在加外交战略格局中的位置，说白了就是想清楚是否值得花大气力发展对华关系。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想清楚，那么加方制定对华政策就会变得困难，政策推行也容易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

　　加朋友：关于进步性贸易，大使是怎么看的？

　　卢大使：我认为这与传统的贸易没有关系，是一个带有价值观色彩的政治化概念。这就好比踢足球，本来球门是在球场两端的中间，现在却要把球门移到球场的边上，这球就没法儿踢了。

　　加朋友：在加中自贸谈判问题上，加国内的确存在杂音，但加在自贸问题上不只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更多出于长远战略考虑。上世纪80年代加美商谈自贸协定时，加也面临很多国内阻力，但马尔罗尼总理最终冒着政治风险做出了决定，后来事实证明他做了明智的选择。

　　卢大使：在中加自贸谈判问题上，加国内存在不同声音，中方对此理解，关键在于要加强正面引导，让老百姓明白签订中加自贸协定能为加方带来的好处。如果中加两国今天就决定签署自贸协定，我相信明年加民众就会感受到中加自贸协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红利。